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索卡尔模仿杂志社的观点、立场和语气，写了一篇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来论证政治观点的文章，但其中对科学成果的引用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结果，杂志社的主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错误。而索卡尔在文章被接收后，就公开表示自己是在胡说八道，这样的文章能在一本文科期刊上发表，只是因为它符合编辑们的政治口味。
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索卡尔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揭露人文知识分子是在并不了解科学的时候就攻击科学，缺乏严肃性和公正性。他们仅凭一些皮毛，就大肆发表言论，说科学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说科学是为了维护某些社会权力等等。这样的言论当时在美国，特别是高校和媒体领域特别有市场。
索卡尔的这个恶作剧，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美大学的大牌文科教授群起攻击索卡尔，而很多著名科学家则起来支持索卡尔。笔墨官司争执不休，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过去。这就是由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科学大战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从根本上说，则是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两种文化的对立。
你也许会觉得，这种文科和理科向来势不两立，谁也瞧不上谁的现象很正常。但其实，这种对立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从历史上看，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都被囊括在“哲学”这门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当中，现代科学也是从哲学的母体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科学的连续体。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得现代科学背离了这个连续体，造成了今天的对立呢？
第一，从起点上说，哲学与科学都是追求描述世界真相的理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这样。
第二，在古代的哲学与科学连续体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就是从常识语言出发的。而现代科学离开了常识，是因为科学开始用不同于常识的语言讲话，科学的语言开始区别于常识语言。
第三，现代科学已经不再依赖日常生活的经验，而依赖特别设计的实验。基于实验确立的事实远远不同于常识的经验。这是现代科学脱离以往的哲学-科学连续体的最终原因。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说哲学与科学都是追求描述世界真相的理论呢？
你也许听说过，“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就是“爱智慧”的意思。但不光古希腊人，世界上各个民族，包括我们中国在内，都有自己的哲学，都有对智慧的热爱，但爱智慧的方式却是千差万别。古希腊传统的爱智慧，就是以求真的态度构造理论，所以从中产生出了科学，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哲学与科学的连续体。
人类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以前，大都是用神话来解释世界的，所信奉的根本原则是交互感应，这是一种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巫术中看到的思维方式，全世界各个民族基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但中国是比较早地摆脱神话思维、进入理知时代的民族。
所谓理知时代，就是说理性兴盛起来，占了上风。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已经倾向于用理性的原则来理解人事。因为商朝重鬼神，却被周这样的小邦取代，这就需要在宗教信仰的因素之外，寻找合理的解释。到了春秋时代，孔子更是代表着理性态度的兴起，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等等，都体现了他非常深厚的理性现实取向。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尽管导向不尽相同，但共同塑造了中国人早期那种理性的民族性格。
然而，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有理性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对理论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理性态度多半是抵制理论的。这是因为，理论往往是普遍的、概括性的、抽象性的东西，但它对于务实的理性行动者往往没什么帮助。理论试图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这在彻底理性的务实态度看来，大都流于空泛甚至荒诞不经。先秦诸子中最有理论兴趣的应该是阴阳家，他们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就是在构造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然而这在当时务实的理性政治家看来，就完全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讲求实际的理性态度要求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而求真的理论态度则成天琢磨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陷入神神叨叨的呓语。
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和科学能成为一个连续体，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正是古希腊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理性态度与理论兴趣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用理性的态度去构建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理论，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哲学，进而又从哲学中产生出现代科学。
那我们该如何理解理性态度与理论兴趣的结合呢？我们可以拿先秦诸子中最有理论兴趣的阴阳学说来做个对照。阴阳是什么呢？它是中国人熟悉的一套分类体系，任何事物都可以分阴阳。在《红楼梦》里，史湘云就是这样向她的丫头翠缕解释的：“天地日月有阴有阳也罢了，树叶也要分出阴阳来，朝上的一面是阳，朝下的一面是阴。”归类的目的是方便类推，用已知现象的相似性来了解未知的事物。尽管史湘云这样的类推未免太任意了一些，但阴阳学说已经是先秦诸子中最具理论兴趣的思想了。
不过，跟古希腊开始的哲学和科学相比，中国的阴阳学说就完全算不上理论了。理论之所以能够提供对现象的普遍解释，并不在于它对现象做归类整理，而是因为它能从一些简单的原理、原则出发，用逻辑演绎的、而非归类外推的方式得出必然的结论。
比如，亚里士多德也有与五行学说看起来相似的四元素说，但他是按照土、水、气、火来分类的。他认为任何元素都有一个自然位置，气会向上运动，土会向下运动，所以任何由四元素组成的物体也都有一个回到自然位置上去的倾向，只有在受外力逼迫时才暂时远离自然位置，比如向上抛石头，最终还会落下来。天体则不同，不由四元素构成，而是由第五元素——以太组成，所以不会腐朽毁灭，永远做最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正是借助这些基本原则，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能够完整解释天地间万物运动变化的理论体系。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太多错误。实际上当时的人们也发现这套理论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哲学家致力于完善、修正这套理论。这就形成了从古希腊以来就延绵不绝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后来的科学家未必见得要赞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但是他们追求真理的理论态度却是相通的。我们说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上是一个连续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好了，上面讲的就是第一个论点。总结一下，哲学和科学原本是一体的，都是追求描述世界真相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态度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奇迹。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现代科学区别于哲学的独特特征，而更多地是在说两者的连续性。
而要解释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认知变革，我们就需要考察第二个观点：现代科学离开了常识，是因为科学开始用不同于常识的语言讲话，科学的语言开始区别于常识语言。
理论都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总的说来还是建立在常识上的。比如他提到了自然运动与受外力的运动之间的区分。我们日常也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向上抛石子时，石头只是因为最初给它施加的力才向上冲了一会，最终还是会落下来，就好像是石块自然会做运动一样。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还把地球视作宇宙的中心，各种天体包括太阳、行星和恒星都在月亮以上的世界运行，完美而不朽；月亮以下的世界就是我们熟悉的领域，都由土、水、气、火组成，有生灭变化。这也很合乎古人的常识。人们每天看到各种天体东升西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没有改变，而地球上存在各种东西，无论是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都终有一日死亡、毁坏或腐朽。这就表明月亮以上和以下，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些都构成了古代哲学家理解自然和宇宙的图景，本质上就是从日常经验和常识出发，是常识的概念化和体系化。
但从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就逐渐从它的哲学母体中发展并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我们要想回答科学如何改变对世界的认知，首先就需要关注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科学语言发生了哪些转变。这种转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学语言越来越区别于常识的语言，人们在生活经验中积累的常识对于理解科学越来越不起作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
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会改造旧的概念，生造新的概念，这是必然的。现代科学中有很多概念是完全技术化的，比如像电解质、同位素这样的概念，它的意义完全是由科学的理论来决定的，我们从日常经验的角度完全提供不了什么理解。比较麻烦的是一些看上去很像常识语言的东西，比如力、质量、加速度这样的语词，日常经验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常识性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很难完全抛开这些常识意义，纯粹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牛顿定律说，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这样的力是加速度的原因，就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但力本身并不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维持匀速直线运动并不需要力的作用，而只要有物体自身的惯性就足够了。这就在很多方面区别于常识语言。从日常经验上说，力当然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不用力推它，它就会不动了。匀速直线运动也需要施加某种力来维持。但牛顿所说的力显然不是这种常识意义。要把常识上的力改造成严谨的科学语言，就要把它明确限制在理论之中。从这个方面说，牛顿在构建他的理论时其实是重新定义了什么叫作“力”，它必须基于理论自身来理解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而常识对这种理解其实并没有太多帮助的。
现代科学开始区别于常识，不仅涉及地上物体的运动，也重新塑造了天体运动和宇宙的图景。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也是对常识理解的重大挑战。实际上，严格说来，哥白尼并不是有史以来提出日心说的第一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一个叫阿里斯塔克的人，提出过日心说的设想。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就没能引起人们的赞同，进而推翻地心说呢？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它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直觉了。比如人们会问，地球竟然在转动，为什么我们平常感觉不到？地球这么笨重，究竟是什么让它不停转动？如果它是自西向东旋转，为什么抛向空中的东西最后还会落到正下方，而不是落到西边去呢？
所以你看，在古代的哲学与科学的连续体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就是从常识语言出发的。如果发现与常识相悖的东西，除非是有特殊的解释和理由，否则一般会被反对或漠视。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哥白尼自己也并不能完全解答，或者只能有一些非常粗浅的解答。比如对地球自转的动力来源，哥白尼就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就只能回答说：转动是球体的本性。
这并不奇怪，因为哥白尼的时代还缺乏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科学知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不能解答常识带来的诸多疑惑，哥白尼也并没有因此就认为日心说有问题，而是依然支持日心说。这就表明，在他看来，违背常识已经不再是让他放弃科学观点的充分理由，他已经开始倾向于认为，科学语言可以区别于常识，科学并不一定要和常识保持一致。这种看似微小的观点转变其实是重大的变革，它意味着现代科学的开端。
好了，我们又讲完了第二个观点，现代科学离开了常识，是因为科学开始用不同于常识的语言讲话，科学语言甚至可以违背常识的语言。但这还只是现代科学区别于常识和哲学的一个方面。现代科学不仅有理论，而且还立足于经验，特别是要求通过实验来发现自然界中隐藏的真理。而在这个方面，科学和常识之间蕴涵着更大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三个观点：现代科学已经不再依赖日常生活的经验，而依赖特别设计的实验。基于实验确立的事实，远远不同于常识的经验。这是科学离开常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常识”，其实就是生活经验带给人们的，对世界的朴素认识。汉语里说的经验，既有经过、经历的意思，也包括体会和体验。你可能也发现了，我们作为经验的获得者，很多时候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而不是主动去争取的。我们常常说“经验教训”，刻骨铭心的经验大都意味着不得不承担的教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许多方方面面的经历与教训连接起来，这才叫真正的“有了经验”。同样经历了某件事情，一个人成了有经验的人，另一个人依然没什么经验，浑浑噩噩地就经历过去了，这样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既然经验是我们被动卷入其中去遭受的东西，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客观地立场来认识世界。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处其中的经历和感受并不是直接服务于我们的认识，甚至它也并不需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而只是让我们获得教训、知道以后该怎样行动罢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获得对世界的科学认识，那么就不能只满足于被动地卷入生活获得经验，而是要尝试跳出去，以便做一种有距离的观察。
但要去观察，就意味着需要掌握适合于观察的科学方法。比如说，生活在没有电灯的乡下，我们也会像古人那样，对月盈月亏、斗转星移，有着独特的经验和体会。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观察到了行星的运动规律。只是在学习了天文学知识以后，特别是知道如何记录行星的观测位置之后，我们才获得了如何观察行星运动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地观察到这种自然现象。
现代科学的兴起就是不断地削弱常识和生活经验的角色，而不断地强化那种客观的观察，特别是需要某些理论和方法才能实现的观察，强调从更客观的立场来认识世界。在这方面，伽利略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先驱，他发明了一系列重要的观察仪器，让人们看到了常识经验中从来没有观察到的事实。比如，他发明了望远镜，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木星周围的卫星，金星像月亮一样有盈有亏，这些全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事实”。
因此，借助科学实验和观测，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新事实。这就告诉我们，常识的经验世界并不是全部的世界，天外有天，事实之外还有无数其他类型的事实。人们常说，观察仪器和科学实验大大扩展了经验世界。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扩展了事实的世界，而恰恰不是经验世界。比如，看到木星的卫星和测量空气的重量与压力，这些都是从没有经验过的事实，并且严格来说，如果不借助仪器和实验就永远无法知道这些事实。所以它们不可能被直接经验到，就不是什么经验事实，而属于由科学实验确立的事实世界。
实验从根本上区别于日常经验。首先是因为，经验是被动的，而实验则是主动设计的，是在某个明确的目的指引下进行的。其次，实验通过设定实验的条件来实现想要达到的结果。在实验者看来，这些条件原本就包含在自然的进程之中，只不过当我们身处其中做主观体验时，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现在，如果严格厘清自然包含的条件，那么我们也就祛除了主观体验的成分，而保证了事实的客观性。所以实验是可重复的。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我们两次看到同一棵树上的叶子飘落，我们的体会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在实验中，只要实验者严格设定实验条件，那么别人的实验结果就可以被重复再现出来。只有那些能够被重复的实验结果才算是科学事实，而这恰恰是常识的经验无法做到的。
总的说来，现代科学将实验确立的事实当作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把常识的经验当作主观体验的对象。因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要求我们远离日常经验，而走向科学实验。这也就解释了现代科学为什么会从古代哲学与科学的连续体中脱离出来。
现代科学的前身被称作自然哲学，它是依赖于常识的经验世界的，把经验事实看作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人们关心的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中所展现的本性，但现代科学却要求在受到控制的实验条件中认识事物，并把从中观察到的事实看作是真正客观的。这恰恰是背离了自然哲学，因为这就相当于是让事物离开它的自然状态再去认识它，所认识到的也只是在实验室里才存在的现象。所以，按照这种理解，自然科学与经验科学都不是恰当的名称，实验科学或许更合适。因为科学已经不再依赖日常生活的经验，而是依赖特别设计的实验。
好了，说到这里，《哲学·科学·常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谈的三个核心观点：
首先，我们介绍了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存在着哲学-科学的连续体，哲学与科学都是追求描述世界真相的理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这样。
然后我们讨论了科学语言与常识语言的区别。现代科学离开了常识，是因为科学开始用不同于常识的语言讲话。
最后，我们考察了经验与实验的差异。可以看到，这是使现代科学脱离以往的哲学与科学连续体的最终原因。因为科学所要追求的已经是由实验确立的事实世界，这是一个比常识的经验世界更少主体的体验、而更多客观性内容的领域。所以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
今天我们只要稍微关心一下社会舆论的领域，就不难发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对立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转基因食品究竟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气候变暖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危言耸听？在很多这样的公共议题上，专业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但如果追踪历史，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都是从古代的哲学与科学连续体中分化出来的。
而之所以产生这种对立，是因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就是确立了一个不包含人类目的和价值的客观事实的世界。这不奇怪，因为科学实验已经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人文认知分子作为从哲学-科学连续体中生长出来的另一支脉，始终坚守常识的经验世界。在常识的经验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和价值去认识自然，所认识到的也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世界，而是包含个人生命体验的日常经验的世界。
经验世界与事实世界的分野，成为今天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回到索卡尔引发的科学大战，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索卡尔的不诚实口诛笔伐？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索卡尔揭露了当代文科学术在理解科学前沿方面的痛点与短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现代科学在追求客观事实的同时已经失落了对人类常识经验的关怀。而反思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方式，重新发现常识和经验世界的意义，也有着独特的必要性与价值。这是我们在面对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时，所特别需要注意的一条线索。以上内容选自《科学·哲学·常识》